□作为检察院的专业法医，1987年，他出了第一个刑案现场，做了第一例尸检解剖，出具了第一份《法医鉴定书》。
□“侦查或审查起诉过程中，法医要做的经常是让死者‘说话’，让身体‘讲述’，作为法医就要明察秋毫、不枉不纵。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单是学术问题，这需要让亡灵开口的智慧，也要有为无辜者昭雪的胆识。法医鉴定，落笔千斤重。”
□2010年3月，他主持建立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电子证据实验室”正式挂牌启用。
□解密生死，恪守公道，是他的职责。对生与死的理解、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或许他能看得比常人更加透彻吧。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筑施工工地、郊区煤矿出的伤亡事故比较多。当年，作为法医，吴铭没少往那些地方跑。他说当年曾多次勘验现场的偏远山区，如今已成为北京热门的旅游景点。
他印象中最深的，是在门头沟一个煤矿出伤亡事故的现场。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下午顶着烈日开始下矿井，巷道又矮又窄，只能跪着向前挪动，根本直不起腰，井下昏暗阴沉，弥漫着粉尘，几乎把鼻孔都塞满了。赶到现场，那场面确实很“残酷”。尸检工作，只有他和另一名助手干，别人帮不上。
“不知干了多久，总算完成了，当时把医用橡胶手套一摘，我的天，哗哗地，手套里倒出的全是汗水。我们升井到了地面，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根本睁不开，工作了这么半天，我很诧异天怎么还是亮的？”他回忆说。
陪同的矿工告诉他：“你们没吃没喝，整干一天一宿了！”他那时已经绝对没了时间的概念，到地面就像“倒时差”，好半天缓不过劲来。那时他才知道，煤矿工人天天如此。
斜阳透过大玻璃窗洒落在他和他身边先进的电子设备上。窗外柔和的侧逆光线照射在他的头发、面颊和肩膀上，勾勒出一道金黄的轮廓，让他更加棱角分明。
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办公大楼的“司法鉴别判定中心电子证据实验室”，吴铭谈起了他的几个“第一”，有自豪感，也有他那种特有的淡定。
1986年7月，他从中国医科大学法医系毕业，1987年1月分配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处工作。他是北京检察机关恢复建院以来的第一个法医系大学生。当时，技术处刚刚建立，各类专业方面技术鉴定尚处于起步阶段，他和老处长、同事们一起做筹备工作，做法医伤情鉴定。
作为检察院的专业法医，1987年，吴铭出了第一个刑案现场，做了第一例尸检解剖，出具了第一份《法医鉴定书》。
那是一位少女，因感情问题受到挫折，服了多片“安定”。在她被送到医院洗胃的过程中，治疗医生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后发现她肚子膨胀，休克了，没抢救过来，人死在了病床上。这是吴铭做的第一例法医解剖。经鉴定，确认死者死于急性胃扩张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是医务人员出去接电话延误治疗造成的一个事故。
他出具了第一份《法医鉴定书》作为证据，并作为专业鉴定人出庭作证。当时，心情有点紧张，毕竟是他做的第一份鉴定，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因为，他对自己的鉴定有信心！
一位艺术家说过：“戏比天大”。这四个字概括了对事业的追求，对职业的敬畏，对观众的感情。25年法医生涯，上千个现场，数千例鉴定，让吴铭的法医“大戏”既精彩纷呈又五味杂陈。
刑事诉讼总是和司法鉴别判定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关键证据，一份鉴定书往往成为案件的突破口或转折点。法医的一句话，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或者是数万数十万元的赔偿。
“侦查或审查起诉过程中，法医要做的经常是让死者‘说话’，让身体‘讲述’，作为法医就要明察秋毫、不枉不纵。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单是学术问题，这需要让亡灵开口的智慧，也要有为无辜者昭雪的胆识。法医鉴定，落笔千斤重。”他说。
1989年11月，京郊某县出了一桩命案，一名男子死在了城关派出所。警方的说法是：死者周学根酗酒闹事，被民警带回调查，后因酒精中毒死亡。作为当时“法纪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依法介入该案，调查是不是真的存在渎职侵权的问题。吴铭当时还是刚工作三年的年轻法医，和法纪处检察官一起来到了事发地。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尽快弄清死因。
当时，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王洪、唐克俭的证言是，当天周学根喝醉了酒，寻衅滋事，打骂路人，他们二人出警将周带到派出所，用束缚带将其束缚在派出所的长凳上醒酒，后来周没有了声音，查看时发现已死亡。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医鉴定，证明周学根死于急性酒精中毒。在县医院，吴铭见到了周学根的尸体。
他回忆：“死者从头到脚都有伤，我认为这个情况有问题，必须得解剖鉴定。我和同事把尸体运到了宣武医院。”
做病理检验、毒物检验，通过尸体外表检查、解剖检查、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排除了自杀，排除了突发疾病致死；针对酒精中毒之说，重点做了酒精检测，最终排除酒精中毒致死可能性。
令人震惊的是，解剖中发现死者腰椎折断。经过充分细致的病理检验，他判断周学根为创伤性休克致死，也就是在遭受极度外力打击后休克导致死亡。
就是这份科学严谨的检验判定的结论，最终还原了该案的事实真相：因周学根酗酒闹事，两名办案民警在派出所内对其实施了殴打体罚，导致周学根死亡。后来，被告人王洪、唐克俭因故意伤害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这个结果无疑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检验判定的结论当时也遭到了质疑和指责：我们做了多少例鉴定，你才干了几天法医，要推翻我们的结论？但是，科学鉴定，查明事实，忠于法律，不枉不纵，这就是法医的职责所在！”
2000年，吴铭接受了一个二审案件的鉴定任务。案中两人在饭馆吃饭时因言语不和动了手，其中一人徐浩的腿骨骨折，报案说是被另一人胡鑫全拿棍子打的，胡则坚称当时只打了徐一耳光。一审时被告人胡鑫按故意伤害罪被判决，胡不服，提出上诉。
他听了案情介绍，查看了此案的鉴定材料和徐浩腿伤的片子。他断定：当时的案件现场有问题，这不是棍子打的，极可能是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后来，公安机关找到了交通肇事的那辆“夏利”车，证实了徐浩的骨折就是这辆车撞的，上级法院将案子发回重审。
“这是一起小案子，看似简单，但对当事人来说可就是大事了，如果我们做得细一点，就可能避免一起错案甚至冤案的发生。”他语气凝重地说。
“每一次在检验判定的结论上落笔签字时，我都是反复斟酌，压力大，责任更大！”“我记得刚参加工作时，老领导对我们讲的一席话，至今仍在耳边回响：我们手里这支笔重啊！你出的鉴定书，责任重于泰山！一定要对事实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对得起检察院挂着的那枚国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说。
2002年，吴铭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技术处处长，领导开展的经营事物的规模已不仅限于法医专业，而是扩展到了计算机、网络、文件检验、痕迹检验、司法会计鉴定、刑事诉讼中同步录下声音和影像以及影视编辑制作等多个领域，不但抓业务，还要抓管理。
2005年，技术处在北京市检察技能比武中拔得头筹；2006年，“信息化建设十大示范工程”评比中他们得了第一；为公诉部门制作34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暗恶势力性质组织犯罪的“京城涉黑第一案”多媒体材料，参加全市“十大监督精品案件”评选获第一名；2007年技术处被授予“北京市检察机关先进单位”，技术处连年有人立功受奖；2007年和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授予他“全国检察技术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吴铭意识到，面对信息化时代，电子数据取证和鉴定，是司法工作将要应对的艰巨挑战，检察机关怎样在这样的领域开辟一条新路，怎样做好涉案计算机犯罪现场勘查、电子证据的检查及实时监控、高速密码破解、存储介质数据销毁与恢复、手机信息调查等的取证和鉴定工作？在他的脑海里，已有了一个更高更远的蓝图。
遵循国际国内规范和相关司法鉴定流程，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优势，立足真实的情况和未来发展需求，建立一个检察机关的电子证据实验室，为执法办案提供强力技术上的支持，这是刑事诉讼证据检验鉴定的新兴领域。2010年3月，他主持建立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电子证据实验室”正式挂牌启用。一年中，该实验室受理检材36件，为反贪、反渎、公诉等部门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对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宏昌公司向某法院法官行贿，侦查部门扣押了该公司出纳杨天舒使用的电脑和两个U盘，从上面找不出有价值的信息，于是送检到电子证据实验室。实验室立即对已经被杨天舒格式化并覆盖了别的文件的U盘进行了数据恢复，对未分配区的数据碎片进行恢复提取。就在一个不起眼的文件后面的松弛区中，发现了几十个文字，这竟是使用者记录过的一小段日记。实验室根据这个线索，分析杨天舒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进而顺藤摸瓜，利用日记中的关键字，从U盘中逐渐复原提取了总计约两年半的日记流水账，它详细记述了杨天舒的日常生活和公司重要的资金处理情况，于是形成了侦查员手中的第一手线索，为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目前，已有全国多家兄弟单位到电子证据实验室取经学习，国外的检察代表团也慕名前来参观考察，他们的开拓性工作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肯定，这对检察机关电子证据鉴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现在都讲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节奏，跟着社会的发展，刑事司法证据的取得从内容到形式也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就要落后！我们不甘平庸，我们要做检察先锋！”
从事法医工作25年，断案上千，无一差错，这是他的骄傲，也是北京市检察技术部门的骄傲，法医是一个精英团队，他就是精英团队中的骄子。
“法医承受的压力很大，精神紧张，他说做梦都是出现场的事情，20多年这样坚持下来，不容易呀！他这个人，为人正直，有头脑，不爱咋呼，从不为自己争荣誉，和他共事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他的同事姜莉这样说。
“这么多年，他默默坚守在法医岗位上，不图名利；始终秉持着坚定的信念，难能可贵！爱岗敬业、公正无私是他的优秀品质。”他的副手张卫超这样评价。
也许是多年从事这份特殊职业的原因，他已养成了一种不事张扬的性格特点。解密生死，恪守公道，是他的职责。对生与死的理解、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或许他能看得比常人更加透彻吧。
新来院实习的大学生小梅对他十分钦佩，也是吴铭微博的忠实粉丝，她问他：“您在检察院是资深法医，参加过那么多案件的鉴定，可是在网上我却找不到您的先进事迹耶？”
“干法医苦，但也有成就感。以前我们到野外出现场，吃饭就是拿个洗脸盆煮几包方便面捞着吃，啃一口咸菜，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和过去相比，现在工作条件已经好多了……”他给她讲了很多。
“我有一些同学、同行不愿再干法医了，有的去当医生，有的去经商了，或者到外面的鉴定机构干，收入比检察院多多了。这么多年，辛苦，压力，名利……这些对我不算得上什么。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一行，我就无怨无悔。”他说。
与吴铭在一起，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沉静与从容。跟他共处一室，屏蔽喧嚣，屏退光环，这里显得这么安宁。
他正俯身于勘验现场，同硝烟、瓦砾为伴；他在昏暗的煤矿巷道，鼻中灌满粉尘；他在寂寞的解剖台旁，解剖刀划破凄冷的黎明……他不在表彰会上讲述，也不在庆功宴间欢饮，他正在新建的电子证据实验室里和同伴一起甄别数据碎片……
当下一个天明到来，他摘去橡胶手套，倒出如注的汗水。他从洗脸盆中捞起方便面，狼吞虎咽。他将全部证据固定到一张光盘，此刻他舒展浓眉，舒心一笑——那些深藏在迷雾中的罪行无所遁形，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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