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中国内地最早建成的专业化电影胶片洗印基地——上海电影技术厂最后一条商业化胶片生产线多年的胶片电影在我国从此成为历史。与此同时，电影老胶片正慢慢的变成为收藏界的新宠。
电影胶片（拷贝）进入拍卖市场，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事。2013年5月13日，在北京千禧大酒店举办的“北京中汉春季拍卖会·抗战专场”上，出现了一本标示为《满洲热河战争》的电影拷贝，起拍价2万块钱，最终以36800块钱成交。多年来一直调查、研究老胶片收藏的上海音像资料馆导演龚伟强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第一本进入国内拍卖市场的电影拷贝。2014年11月23日，嘉德“尘封八十年的中国记忆——海岚·里昂的东方传奇”拍卖会上，一组名为“30年代拍摄张学良纪录电影胶片”的拍品（其中35毫米胶片1本，8.5毫米胶片2本），以高达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起拍。
电影胶片收藏兴起的一个特征就是收藏主体的多样化，从官方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博物馆、档案馆等，都加入到老胶片收藏大军中。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唯一的国家专业电影档案馆，电影资料馆收集整理部主任林思玮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截止到2016年底，电影资料馆收藏的电影拷贝超过3.3万份、26万多本，影片素材库中收藏了超过2.7万部影片素材。我们收藏的最大的目的是对胶片进行保存和维护。”至于入藏标准，林思玮说：“主要收集馆内还没有的资料，包括很多类型的影片、各种规格的胶片，无论是正规制片机构出品的影片还是私人录制的有珍贵内容的影片都会收集。”
据龚伟强介绍，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已经向现代胶片、影像敞开了大门，“这中间还包括杨虎城孙子捐赠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上世纪30年代拍摄的电影胶片，由杨虎城阅兵、陕西风光和1934年杨虎城陪同宋子文考察西北三部分内容组成。”
除此之外，龚伟强介绍，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以及沈阳大帅府等专题类博物馆，以及广州市档案馆、北京方志馆等地方档案馆和博物馆也都在收藏老胶片——沈阳大帅府收集抗战前后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历史影像向观众播放，广州档案馆利用老胶片展示广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北京方志馆也在播放数字化后的电影胶片视频，江苏太仓市沙溪镇（印溪）在申遗过程中利用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拍摄的新闻片作为古镇风貌恢复的参考。
一些图书馆、独立书店、学术研究机构甚至民间收藏家也在收藏老胶片。据了解，浙江大学历史背景和文化院的公众史学研究中心通过文献与影像资料的对照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民间收藏方面，私人设立的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老胶片的藏品也非常丰富。
收藏主体的丰富和多样化反映出老电影胶片的巨大市场需求，“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动态影像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眼球，网上的一些历史影像的短视频点击量很高，例如张学良的抗战讲话等。这说明了电影胶片的网络需求也很巨大。”龚伟强补充道。
龚伟强说，受众多因素影响，目前能够完好留存下来的1949年以前的有关中国题材的电影胶片数量并不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由中国机构或个人拍摄的各类影片以及由外国机构或个人拍摄的中国题材影片大约有三分之二已经遗失，往往仅在文献或目录上存有记载，却从未见到实物影片面世。尽管国家对胶片本身的重视在增加，但是电影胶片还没有纳入文物评级中。龚伟强认为：“有些孤本胶片应该作为文物，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对胶片进行文物定级，这样对胶片的保护会有很大帮助。”
电影胶片作为一种消耗品，其常规使用的寿命有限，最好能有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馆长张建洛介绍，即使是有经验的放映员，一部胶片也就能放映500次左右，再放就不清晰了。此外，早期的硝酸片是易燃物品，还会自燃。恒温恒湿等保存环境，对于民间收藏家来说是一道不低的门槛。
至于电影老胶片流通方面的问题，龚伟强认为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和照片相比，流通数量不大。来源主要是拍卖和民间古玩城。不能保证每次拍卖会都有，尚未形成声势和气候。第二就是买家少。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很多搞收藏的人没有放映机，买家不多。第三个是价格非常低廉，基本在几千到一两万元之间，超过一万的不多。价格低对于保护来说是不利的。有的胶片卖不掉就毁了，还有人为了取上面的一点点银子毁了很多胶片。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交易采取“打闷包”的形式，在购买前只能看到一些截图和简单的文字介绍，不能看到影像的东西。如果能制作一些视频小样肯定会增加对买家的吸引力。很多机构因为是国家经费，没看到视频的东西不敢出手，这也导致一些胶片不好卖。
在老胶片收藏界，洛阳百年留声博物馆馆长张建洛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博物馆现有中外经典黑白彩色8.75毫米、16毫米和35毫米电影胶片1.2万部（其中1978年前新闻简报和纪录片2000部），电影机62台，清朝、民国老唱片1.8万张，留声机203台。博物馆共有两个馆址：一个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2000部电影胶片都是抗战主题的，另有留声机、唱片等藏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收藏有《延安岁月》、《永远的怀念》和斯诺追悼会的胶片等。除此之外还有16个版本的国歌唱片、日军的陆军军歌唱片和裕仁天皇讲话唱片以及卫立煌、张作霖用过的留声机。另一个馆址在洛阳幼儿师范学校，占地600平方米，有1万部电影胶片的收藏。
张建洛1961年出生在洛阳老城区，1979年在广西边防三师服兵役，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法卡山战役。他最早与电影胶片结缘是在部队的时候给战友们放电影，退伍回河南后，张建洛开始从电影院收集一些损坏的电影胶片。1984年时，他的月工资只有30多块，而一部电影胶片要卖50块。为筹钱搞胶片收藏，他拿着三部照相机到新兵报到点给新兵拍照片，回去连夜冲洗出来送去，一张收一块钱。1989年，他用一套书换了胶片《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这部片子是用国外胶片拍摄的，保存也很好，至今放映还很清晰；他还收藏了1976年9月18日下午洛阳三十万居民悼念毛主席分会场的素材带。张建洛说：“这个带子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过。”1990年，张建洛的孩子出生，因为钱都用来做电影胶片收藏，夫妻二人办完孩子的满月酒，吃饭的钱都没了。
1993年，张建洛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经汪流、周传基、傅正义等老师指点，由原来只收藏新闻纪录片改为兼收故事片——因为故事片拍摄的场景和新闻片一样，也能保存当时的历史风貌，“影片《跟踪追击》，里面都是60年代广东的街景，还能看见王老吉凉茶的招牌。电影《神女峰的迷雾》，那时候三峡大坝还没有建起来，都是70年代的三峡旧貌。”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张建洛开始在各地的电影发行站收购电影胶片。2000年以后，他的收藏规模慢慢的变大，不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地收，而是把一个发行站的胶片全买下来。张建洛笑着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我把它称为一次性购买、掠夺性购买。”有一次他倾其所有还借外债凑了60万，买了四卡车的电影胶片。光是为了保存这些胶片，他就买了好几个3匹的空调，3年来一直开着。
张建洛介绍：“收藏一方面要靠知识阅历，另一方面还要有魄力。那次我花60万买一个电影发行站所有的胶片，刚买回来，就有老板给我打电话想加价收购，我没有卖。后来听说，他们早就盯上这些片子了，但迟迟没下手，最后到了我手里。这几年藏品慢慢的变多，2014年我就建了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放映室，定期免费放映老电影。”
谈到收藏电影胶片的初衷，张建洛说：“我接待过一位老太太，当年她抱着小孩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孩子哭哭闹闹，她进进出出，没看完整，这成了她的一个遗憾。几十年后，老太太的孩子长大当上老板，一直想圆母亲的这个梦。就在她76岁生日的时候，这位老板找到我。我专门为她放映了一场《冰山上的来客》，老太太特别高兴。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电影情结。电影胶片无法再生，随着岁月的淘洗，只能是慢慢的变少，我现在收藏的目的也就成了一种抢救性的保护。希望多收一些珍贵的影片，保留住珍贵的历史影像和一代人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