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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川黔苏区红军的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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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足迹踏遍了湘鄂川黔边区,创建了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即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苏区中心区域为永顺、龙山、桑植、慈利、大庸、鹤峰诸县等。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此坚持革命斗争,较好地完成了吸引敌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任务。红军在湘鄂川黔苏区取得的成就同医疗工作的开展有密切关系。

  医疗物资(主要指药品及医疗器材)是医疗工作的前提。在湘鄂川黔苏区,红军的医疗物资的供给均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为此,红军运用缴获、购买和自采的方法获取到大量宝贵的医疗物资。

  在永顺敌人逃跑后,红军顺势占领了县城,得到一批药品和物资。在津市红军俘获了孙连仲部军医主任张宝华送来的一轮船药材,极大补充了部队医疗物资。

  对此,贺彪通过回忆描绘道:“这个人好似半有意无意地给我们送药材来的,轮船快到津市,他们了解了红军打津市,船长要把船开回去,张宝华负责押运药材,以有电报为理由,将船开到了津市,实际上等于给我们送来,这船药材有一百多担子。”这些药品在长征时仍继续使用。

  与此同时,红军在桃子溪、慈利、石门和伏击张振汉军队等战斗中,均大量缴获药材。每次打土豪后,部队总会把腊肠、鱼肉和药品及时送给团卫生队,为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物资和粮食。

  此外,红军在城镇里通过没收县党部、反动政客、大地主开的反动商店,缴获一些医疗物资;还把白区的土豪押回苏区,责令其家属限期用银元和西药(数量有限)来换人质。

  取之于民是医疗物资的重要来源,其方法是购买。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第一个任务就是购买或收集医疗物资,即部队打到哪里就买到哪里。

  杨南桂在大庸临时医院担任支书兼中药科长时,除了负责临时的医院工作而外,还要为军区卫生部龙家寨军区总医院采购大批中药。两个多月的时间,杨南桂在大庸共采购中药一千多公斤,包括一些贵重稀有的中药。唐国华在津市、澧州特意出钱请药铺做了几十担药。

  捉到的洋人(主要是教堂的神父)由保安部门管理。到某一有教堂的城镇,就要求他们去接头或写信,通过他们买了一些西药和子弹以后才释放。

  其三,委托群众帮忙购买药品。贺龙在黔东时,为解决军队急缺药品的问题,委托村民傅怀忠去彭水找龚大爷买药。后来,龚大爷买了二十几担中、西药,却因在运往苏区途中被敌军拦截而牺牲。贺龙得知后,带领红三军第三次攻打沿河,全歼敌军,夺回了那二十几担中、西药。

  在龙家寨后方医院,医护人员很注意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医护人员就把南方生长的竹子刨开,做成竹镊子、消息子;还收集铜,请当地铜匠做成丸子。在桑植后方医院一个能收治200名伤病员的医院,只有极少的镊子、探针、体温计、注射器、听诊器以及竹质的探针等。

  医院所用药品主要是由医护人员从山上挖来的原料配制成的中草药,如藿香正气散、大黄丸、健胃散、吐根片、桔梗片、樟脑酊、六一散、十滴水等。

  在大庸,受红十七师卫生部彭方复和红十八师五十三团卫生队长刘朋来的委托,杨南桂就地取材,赶制了十几种丸药和药胶,及时满足了前方伤病员的药品需求。

  行军时,由于纱布缺乏,红军还把粗棉布撕了做绷带,细一点的布用来做纱布。此外,唐国华用野艾治过疟疾,用麻黄、桂子泡药酒,用陈皮、杏仁做陈皮酊、杏仁水,用大米磨成粉子加蜂蜜做成药丸。当缴获后,医生把它们加工成阿片末、阿片丸、救急水、止痛水等。

  正是红军运用缴获、购买和自采方法,实现了医疗物资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保障了医疗物资供给,为医疗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医疗机构是医疗工作的组织条件。只有完善的组织即医疗机构,红军才能有组织、有目的和有计划地进行医疗工作。为此,红军在部队内设立卫生部和卫生队,负责前方的医疗工作;同时也设立后方医院,负责后方的医疗工作

  所谓前方就是行军和战斗部队,而前方的医疗机构主要职能是在行军和战斗中及时为伤员提供救治。红二、六军团会合前,部队规模较小,人员锐减,医疗机构不够完善。

  会合后,新建各级卫生部补充了卫生人员。在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及其下辖师均设有卫生部。各级卫生部和卫生队都包含医务科、材料科、卫生科、管理科等机构。

  其中,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为贺彪;红六军团的卫生部长为戴正华。各团里设卫生队,并配有相应的卫生队长。各级卫生部和卫生队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是在战斗或非战斗情况下组建野战医院,及时医治轻伤病员,以促使他们尽快痊愈归队,增强部队战斗力。

  然而,毕竟部队在前方长期行动和战斗,不宜有过多伤病员。同时,卫生部和卫生队及其人员携带的药品数量不多,缺乏足够和有效的药品医治重伤病员。

  凌开甫曾细致说明了卫生队员携带医疗物资的情况:“团卫生队有两付药挑子外,卫生员身上还背上一个药袋,像子弹袋一样,围在身上,内装一、二十条绷带,折迭成好几迭,每一迭里夹有几块升汞纱布,以备急救之用。

  另外,还装两个药瓶子,一瓶碘酒、一瓶红汞,还有两把镊子和一把土剪刀,如果打仗缴有洋剪刀就换成洋剪刀。”

  此外,军队的行军和战斗中,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和环境,不利于伤病员的康复。因此,红军急需在后方设立大型医疗机构。

  所谓后方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而后方的医疗机构就是后方医院。对于红军而言,有一个稳定的湘鄂川黔苏区作为大后方,至关重要。

  贺龙对巩固后方的工作相当重视,并认为:“有了安定的后方,主力到前方打仗才无后顾之忧,部队需要的人员和物资才能得到补充,伤员的治疗问题也才好解决。”

  红军在后方设立的医院(即后方医院)相比于前方的卫生部和卫生队,具有更完善的医疗条件,较安静的环境和较长的治疗时间等特点,有利于伤病员尤其是重伤病员康复。因此,后方的医疗机构主要职能就是集中救治中、重伤病员,帮他们更好康复。

  在湘鄂川黔苏区创建前,红二军团的前身红三军在湘鄂西苏区建有洪湖医院,而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建有黄岗医院。湘鄂川黔苏区创建后,红军在龙家寨成立了军区总医院。

  到了桃源战斗时,由于战线拉长、离后方距离较远,加大了伤病员由前方向后方运输的难度。为加快运输效率,红军在大庸县设立后方医院,主要接收前线的中伤病员,而重伤病员经由此再运往龙家寨军区总医院。

  反“围剿”开始后,敌人威逼大庸,红军撤销大庸后方医院,原有的伤病痊愈者和轻伤病员一律回归部队,其余工作人员和重伤病员则转移至龙家寨军区总医院。截止到1935年2月,龙家寨军区总医院共收纳重伤病员达一千五百余人,工作人员达到约二千人。

  医院规模非常庞大,但设备异常简陋,病区全部都是占用氏族宗祠、逃亡地主的宅院以及群众自动腾出的民房。

  后来,龙家寨军区医院又搬到芡岩塘。此地处在靠近湖北、贵州和湖南边境的大山中,具备比较好的隐蔽作用。最终,后方医院在此一直待到红军出发长征。后方医院的完善,收纳了更多的中、重伤病员,对减轻前方医疗救治负担,提升救治率具有很大作用。

  综上,红军通过设立卫生部和卫生队以及后方医院,构建完善的医疗机构,为医疗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医疗救治是医疗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评价红军医疗工作的根本标准就是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救治伤病员,保障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此,红军的医疗机构在可靠医疗物资供给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措施救治伤病员。

  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前方,每一场战斗都伴有巨大伤亡,这对红军卫生部和卫生队的医疗救治而言是一次艰巨挑战。湘鄂川黔苏区期间,尽管红军的伤病员人数尚无全面统计,不过史料对伤病员人数的零星记载也能反映此时前方医疗救治形势的严峻。如攻打桃源时,红军有三、四百号伤员;攻打后坪时,红军有七百人伤亡。为减少前方战士的伤亡,卫生部和卫生队采取随队治疗和群众寄养办法来进行医疗救治。

  此时,卫生队要把此前缴获的急救包交给战士贴身携带,以便战时自救。指战员腿上的绑腿也可当作绷带,负伤后用于自己包扎和互相包扎。战时,卫生队中的卫生员、文书、司号员一起抢救队员,其成功率较高。

  抢救下来的伤员马上送到医疗点,进行及时应急治疗,如包扎、止血、取弹、固定等。轻伤员经治疗后能立刻投入下一场战斗。未被抢救到的战士只能先自救,后再找部队。

  战后卫生部和卫生队中一部分可作为集中门诊,让伤病员在规定时间来此取药,但也有些伤病员未在规定时间内取药。另一部分则在部队后面临时组织收容队,包括医生、看护和几个担架。收容队负责收容中等伤病员和未被第一时间抢救到的落伍伤病员。每到一个宿营地,卫生部和卫生队不仅要给伤病员做饭、换药治疗,还要主动给群众看病,向群众宣传政治思想。

  由于卫生部和卫生队不宜携带过多重伤病员,所以,营以下干部和战士负重伤只能就近依靠群众寄养。首先,找山沟里独户人家。如有两三家,就一家寄养一个伤员;如无适当地方,暂且不寄;如在大村庄里,也不寄养伤员。

  晏福生大致回忆了寄养工作的概况:“群众热爱红军,拥护红军,他们争着把伤员抬回到自己家里,当作亲人一样精心护理。他们翻山越岭采集草药给伤员敷上;不少人自己吃红薯、包谷,把大米省下来给伤员熬粥喝,有的用积存的一点钱给伤员买红糖补养身体。龙家寨一百户人家,差不多每户都养了一两个伤员。我们给每家几块光洋作护理费,可是谁都不肯收。就这样,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使几百名伤员及时得到了治疗。”

  其次,找当地哥老会头子的洞子寄养伤员。如贺龙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关系,找地方开明士绅寄养一些伤病员。寄养过程中,红军既给伤病员一定生活费、一点药品,也给群众养护费,从银洋20元到50元不等,这无论对伤病员还是对群众而言都是一种物质激励。无论环境如何,只有把伤员安置好,部队才能走。

  长征开始前,湘鄂川黔苏区大部分伤员都治愈出院了,但有二、三十人左右重伤战士不得不寄养在群众家中。政治部协助卫生部帮他们安置好后,大部队才出发长征。由此可见,接受寄养是群众关爱和养护红军战士的直接体现,反映了红军与群众的军民鱼水情。

  由于前方医疗机构的局限,重伤队员除了寄养外,还有一部分直接送往后方医院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但此时红军没形成规模化的兵站组织,故只组织运输队或担架队来承担衔接前后方医疗救治的任务。

  袁光宇回忆道:“打开大庸后,我带三四名看护员、一名给养员,护送60名重伤病员到后方医院去,一路上有武装护送,因为湘、鄂、川、黔土匪多,没有武装就走不了。部队行进时,两边山上还有土匪打枪,有时也有负伤的。

  我们去后方医院走了两天,是由一连长带两个排护送的。沿途老百姓给伤员烧开水、做稀饭。当时没什么兵站组织。”

  第一,从前方到后方的路途较为凶险,红军专门配有一支小部队护送,防止运输队遭遇敌人袭击。红军攻打桃源时,运输队还用木船从曾空河把三、四百名伤病员运到大庸后方医院。

  1935年4月,敌人威逼大庸,红军不得不从大庸撤退,随之撤销大庸后方医院。吴国华携廖述云、胥世流、吴学兆等用担架抬走大庸后方医院的一百多名伤病员。以后红军扎根桑植十多天,运输队把伤病员转移到龙山附近的龙家寨军区总医院。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运输队员时刻不离伤病员,要走就背,行动时抬着走。

  第二,“沿途老百姓给伤员烧开水、做稀饭”说明群众对红军的支持不只是主动养护红军伤病员,还积极协助红运伤病员。

  对此,有一例子可体现:攻打大庸时,运输队从前线抬来伤员,由卫生队包扎好后向永顺方向抬去。村民陈景秀主动要求红军在自己的竹林里砍竹子做担架,令红军十分感激。当晚,有两位重伤员在陈景秀家中牺牲,并被掩埋在其屋后的一棵树下。后来,陈景秀出于对红军的感激,拿出四块银洋雇请人把两位烈士的遗体迁葬在后坪大岗栗山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还有群众主动帮助红军抬伤病员,并且他们中有不少人因此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卫生队员。

  如上文所述,凭借自身具有的优越性,后方医院能够接收从前方运回的中、重伤病员,从而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实现集中救治。

  第一,各组织相互配合,提升救治效率。当时龙家寨军区总医院有休养连、医务科、药房、运输排、洗衣队等组织。

  其一,休养连是收容伤病员的行政管理组织,病员较少时有四、五个,病员较多时增至九、十个。每连约二百名伤病员,有一个医生、一个医助、一个看护班(有看护十来人)。后方医院迁至芡岩塘时,几个休养连分住在七八里内的山沟中,有利于躲避敌军的侦查。

  据记载,当时八支休养连中有医生八人,看护三十八人。[12]他们每天晨起先看完内科病员;早饭后分赴各自负责的连队为伤员换绷带或手术;下午复诊,有午休时间和学习时间。

  其二,医务科统一管理救治工作,负责外科手术。医务科在靠近几个休养连的中心地方,设开刀房,由休养连把伤病员送到开刀房做手术。不过,当时技术水平较低,只能做扩创、截肢等手术,不能做腹部手术。换药用优索尔纱布、盐水纱布和纱布(起收敛作用)。

  其三,药房主要是收集各类药品,然后依据救治需要分发药品给医务科和休养连。担架队或运输排负责前后方的伤病员和药品运输,如红六军团的运输排编有38名挑夫,专挑药担子。

  其四,洗衣队负责清洗伤病员、医生和干部的衣服被单。洗衣队由招募而来的群众组成,其中多半是青年妇女。打仗时来得较多,不打仗就来得较少。红二、六军团长征后,洗衣队随即解散。

  其一,在药物医治上,因西药欠缺,中药更受后方医院青睐。对于疟疾、霍乱、中暑、感冒等南方多发疾病的治疗,杨南桂为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制作的十几种中药起到良好效果,受到伤病员的欢迎。医生还把缴获的按照中医方法加工成各种药物,治好不少伤病员,也减轻了许多重伤员的痛苦。对于枪伤救治,红军主要用碘酒、铁绿酒浸泡过的纱布条捅入贯通伤口。

  其二,在心理治疗上,由休养连内部的上士、文书等负责。具体方法是对伤病员做政治思想工作、休养和文娱生活。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要让伤病员了解是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和经济上受剥削才导致他们负伤、得病和过穷日子。同时,因没有麻药,开刀取弹等手术都不上药,故医生事先要做许多说服工作。事实上干部们始终有一股英雄气概,十分坚强。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开展,塑造医院浓厚的政治空气。

  总之,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结合,伤病员不仅伤口恢复快,斗志也更加昂扬。

  第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医疗队伍的综合素养。在湘鄂川黔苏区,后方医院限于医疗物资缺乏,技术水平不高,也没有高素质的医务人员。医生有一些是俘虏来的,但大部分是部队里自己培养的。在治疗过程中,医生的语言对伤病员的情绪有很重要的影响。

  如果医生流露出一些负面语言或表情,如抱怨“没有药品没法治”、“伤口味道很臭”等就会导致伤病员的不满。如伤病员会指责:“我们在前方拼命流血,你们还嫌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医生,思想未经过锻炼,素质欠缺。

  部队就把他们送往后方医院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而后方医院干部则向他们表示:“相信你们,要尽力把伤员治好,即使办法少,也不能在伤员面前有所表示,增加伤病员的精神负担。”通过让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改造的方法,加之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和优待,有效端正他们的思想,促进整个医疗队伍综合素养的提高。

  据医务科工作的贺于澄回忆,1935年6、7、8三个月中,共出院2200多人,其中6月份出院700多人,7月份出院600多人,8月份出院800多人,其成绩受到军团首长、政治机关及部队首长的肯定。[4]这一回忆证明后方医院的救治实现对红军战士生命健康的保障,进而说明后方医院的救治成就正是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医疗工作的成功。

  综上,红军通过组建运输队有效衔接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前后方,使前后方的医疗救治不再是由各自的医疗机构孤立进行,而是形成一同承担、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逐渐增强了救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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